作者 郑竺英   2008年5月 

　　生物物理所成立之时我32 岁，而如今已82 岁。真没有想到自己不知不觉竟和生物物理所一起走过了半个世纪！不过，当年事仍历历在目。

　　生物物理所于1958年成立，它是由时任北京实验生物所所长的贝时璋先生建议，在该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时我在贝先生门下为研究生，贝先生将我们几个研究生都改为所的研究人员。这样，懵懵懂懂连生物物理的内容都不清楚的我，就跟随贝先生学术思想的指引，在和同事们相互切磋中逐步走上了生物物理学的研究道路。 这一走就是一辈子。1987 年科学院规定60 岁以上退休，我退休了。但藕断丝连仍不断地为研究所做些工作。因此可以说我这辈子依存于生物物理所，一辈子的事业系于生物物理所。

图一、理论组同志合影（第一排左起：夏发生、杜莆、顾凡及。第二排左起：孙纹琦、朱洁萍、邹嘉玉、郑竺英、石淑珍。第三排左起：王湘生、汪云九、万夫远、张鉴铭）, 摄于1961 年

　　生物物理学是一个交叉学科，我一个生物学出身的年轻人虽然过去在科学院有过八年的研究工作经历，但都是在生物学范畴内的。现在面临新的挑战，真有些不知所措。可是正如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会不断面临新事物一样，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向书本学，向文献学，向老师学，向同事们学，在学习中工作，在工作中学习。

　　在生物物理所我曾涉及了放射生物学、生物控制论和仿生学领域的一些工作。关于生物控制论方面用工程上的自动调节原理描述小白鼠的体温调节系统，以及仿生学方面的人的双眼立体视觉和地震临震前引起动物异常行为的因素等有关工作情况已经在将出版的所史丛书分册（仿生学部分）中详述，这里就不再赘述。至于放射生物学方面虽断断续续加起来只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但因为是最初涉及的工作，故印象很深刻。

图二、生物物理所女同志“三八妇女节”合影（后排右一郑竺英） 摄于1962年

　　开始，贝先生让我去放射生物学研究室。

　　当时他请了北京医学院的林克椿先生向大家介绍原子能的知识以及有机体对射线原初反应的分子机理，林先生深厚的物理学基础、精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深入浅出的解释，顿时扫除了我心底的迷茫。贝先生先让我跟沈淑敏先生一起寻找“生物辐射防护药物”。这是贝先生的独创思路，认为有的生物对辐射不敏感，是否体内存在着什么可以防护辐射的物质。沈先生首选了酵母菌，我们组就将酵母制剂做小白鼠的腹腔注射，因为这时所内尚未安装辐射源，就在晚上去位于府右街的北大第一附属医院，趁晚上没有病人时将小白鼠做深度X光照射。这项工作重复了二三个月尚未有明确的结果时，我却被调去沈士良同志组帮助测量辐射储存粮食的维生素含量的变化。沈士良是北大生物系植物专业的毕业生，1958年刚来研究所，我去他组时，他已进行了许多种维生素的测定并均已查到了测定方法，只是人手不够才让我去帮忙。因为粮食种类有多种，维生素又有多种，辐射储存前后都要测定，排列组合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结果除了测量辐射保存粮食的维生素含量外，他还用辐射前的粮食和经辐射后保存的粮食分别喂食小白鼠，并将它们投入水池中以计算在水池中游泳存活的时间来比较其体能。他的这种设想让我非常佩服，我佩服他刚参加研究工作就将所要研究的问题考虑得十分周到，并且想法很新奇。1959年贝先生让我和两位新来所的大学毕业生：汪云九同志（系山东大学数学系毕业）和郁贤章同志（系北京大学理论物理专业毕业），组成一个直属所的理论组，经我们三人讨论决定研究生物控制论。

　　此后我和放射生物学就疏远了。不过以后召开了两次放射生物学和放射医学会议，我都获得了参加的机会。这是因为贝先生在这两次会议中都是会议领导人之一，他工作繁忙，所以1960 年2 月7 日至2 月11 日在香山开会的那次，他让我帮助他整理一些放射生物学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也是他事先动员全室的人员去调研的），以便他在开幕大会上作综述报告。那是一次工作会议，我理解也是配合原子能科学技术的发展，研究如何能保护人的健康的动员大会。3 年后的那次会议，是1963 年8 月28 日至9 月12 日在和平宾馆开的，这是第一次会议后的科研成果的检阅大会。正好我们在进行小白鼠体温调节系统的研究工作。我们即兴加了一个小白鼠经致死剂量照射后体温调节系统变化的实验，结果观察到小白鼠在照射后体温本身没有异常，但调节系统的品质则大大下降。贝先生让我们写出报告并在那次效应小组会上做了报告。可以看出，我在放射生物学方面并没有做多少工作，更没有做出有份量的工作。但1965 年我国爆炸了原子弹。我国的原子能的开发利用随之蓬勃发展起来。我荣幸地感到在这股洪流中，我曾是其中的一个小水滴。但我更为我们所放射生物学工作者骄傲，他们是这股洪流中的急先锋，是开纪元之先的功臣之一。

图三、郑竺英与立体视觉研究组同志合影（左起：张景芝、周桂荣、郑竺英、金贵昌、陈亚胜）摄于1996 年

　　我读过季羡林先生一篇《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散文。他说“如果人生真有意义和价值的话，那么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先启后的责任感”。我领悟并十分赞赏这一论断，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这次所庆时写了这些已过时的、点点滴滴的工作的原因。

　　过去我曾见证了生物物理所蓬勃发展、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时代，并为之欢欣鼓舞，也为一时年轻人的出国热、乏人工作的困境而耽过忧虑。21 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生物物理所引进了各方面的优秀人才，整个所又欣欣向荣、学术成果累累。科学院院士就有12 位之多，真是满所春色，可喜可贺。在这50年喜庆之际，我衷心祝愿全所戒骄戒躁，在国家明智领导人的带领下，在国家盛世之际，不断创新，为国家、为人类、为科学勇攀高峰。为实现和谐、幸福的大同世界而努力奋斗。

　　同时我还想谈一谈我所体会到的贝先生的学术思想。贝先生将科学与国家发展和四化建设紧密地结合；在学科发展上他强调多学科的交叉；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上他强调先进或深入细致的超前意识；在研究课题的设计上他强调好的想法（idea）。他的这些学术思想曾对我有过很大的影响。而在他95 岁小型祝寿座谈会上，他竟用了半个小时宣读了一篇论文，述及他近期看到的纳米技术的发展并提出了一个“原子生物学”的概念。贝先生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我在这里也是颂扬也是传承。贝先生的学术思想是我们生物物理所的宝贵财富。今年是贝先生获得德国土宾根大学生物学博士80周年，也是创建我国生物物理学所50 周年的喜庆年份。我衷心祝愿这位老寿星像南山的青松，枝叶常青，健康挺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