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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大学是为中国科学院培养从事科学研究后备力量的，因为是定向培养，专业对口，毕业生进入相应的研究所工作，最能发挥作用。然而，我们生物物理专业第三届五十几个毕业生，1965 年毕业时只有6 个人分配到生物物理所工作。我是在毕业3 年之后的1968年，以坚持不懈的努力才几经周折调入生物物理所的，算是重新“归队”生物物理专业搞科学研究。和我一起调入生物物理所的共有8 位同班同学。我们得以能在“文化大革命”混乱时期调入生物物理所，是两个因素促成的：一是适逢研究所大力开展仿生学研究急需生物物理专业人员，二是得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元帅的批准。
1965年夏，根据高教部《关于分配一批高等学校文科毕业生到县以下基层单位工作的请示报告》（中发〔65〕368 号文件），我们生物物理专业14 名同学被分配至湖北省委组织部。我被分配随省委书记到随县洪山区参加“四清运动”，1966 年7月13日起带职锻炼，任洪山区副区长兼大洪山公社主任，预备接任省委书记秘书工作。
1965年的这批毕业生被分配去县以下单位做“接班人”，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为“修正主义路线”。因此，1967 年9 月中共中央中发〔67〕290 号文件《关于一九六六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决定：“原高教部《关于分配一批高等学校文科毕业生到县以下基层单位工作的请示报告》，应彻底批判，一九六五年按照这个报告分配的毕业生，尚未安排工作或安排工作确实不当的，由省、市、自治区负责安排或调整。”鉴于湖北省没有我们专业的对口单位，特别是我们向往回到生物物理所、“归队”生物物理专业，因此提出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得到省委组织部的同意，委派我作为代表联系此事。
刚好，1967 年国防科委接管生物物理所，1968 年国防科委下发〔68〕科军字第44 号文件《关于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调归第十五研究院建制的通知》，生物物理所改制为国防科委第1516 研究所，急需调入生物物理专业人员。我1967 年10 月到京后，即通过已分配到生物物理所工作的徐秀璋同学与所领导联系，领导表示确实需要我们这批人，但是要接收我们需要有上级领导的批准，而且要我们自己去拿到这个“批准”。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遇到的特殊问题。为此我曾先后到中央文革小组接待站、教育部、国家计委、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和内务部科技干部局等部门反映情况、寻求“批准”，结果处处“碰壁”。
几经周折，11 月21 日我找到周恩来总理在中国科学院的联络员刘西尧同志反映情况，并递交了一份报告。在刘西尧同志的协调下，12 月2 日，中国科学院革委会向聂荣臻副总理递交了〔67〕院革政干字024 号文《调王谷岩等十四名同志来我院生物物理所工作的请示报告》。很快，12 月11 日，聂荣臻办公室有了批示：“已报告聂副总理，同意来文意见（聂办丙字第1465 号文）。12 月20 日，中国科学院革委会发出公函，通知湖北省抓革命促生产总指挥部文教卫生部：“关于你部派王谷岩同志来我院联系65年科大物理系生物物理专业14名同志工作安排问题，聂办表示同意，其接收事宜另行办理。” 生物物理所随即派蔡维屏同志赴武汉调阅我们14人的档案，进行政审。由于“密级”的要求，决定接收其中8 人。
至此，我们的工作安排问题应该说已经解决了。然而，好事多磨，又遇到了进京户口问题，暂时还不能办理调动手续。幸好，1968 年3 月，国防科委下发44 号文，生物物理研究所划归军队建制。军队单位就不存在户口问题了，1968 年3 月12 日，中国科学院革委会正式向湖北省发出“调令”——〔68〕院革政干字052 号文《调王谷岩等八同志事》：“经研究决定调王谷岩、傅培云、张明安、胡坤生、张添志、颜坤、郑德存和金贵昌八同志到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作。”接到通知后，在武汉心急如焚地等待消息的同学们，即刻动身前来北京报到。
是因为聂帅批准我们“归队”，1968 年4 月1 日，我们8个人终于实现愿望，在生物物理研究所开始了我们新的人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