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 年庐山会议,由于彭德怀给党中央一封信,指出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全国上下又掀起“反右倾”的浪潮,据统计有300 万党员、干部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里也错误地批判了自己的同志。
1961 年,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中国科学院制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十四条),这个条例使科研秩序得到一定的恢复。1962 年,党中央召开7 000 人大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恢复了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由于左倾思潮在全党占统治地位,我们室开展了无休止的理论和实际的争论,最后中止了所有的基础理论课题,全室集中进行“小剂量慢性放射病早期诊断生化指标的研究”。这项任务从1965年开始共进行了七年,文革中也未中断。
1975 年邓小平复出,胡耀邦主持科学院工作。他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科技人员的意见,首先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困难,如夫妻两地分居长期不能解决(简称妻子),孩子(入托难、入校难),房子(住房紧张), 票子(工资太低),篮子(菜篮子,买菜困难),后被称为“五子登科”,得到全院职工的称赞。可惜好景不长,“四人帮”又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阴风,邓小平、胡耀邦再次下台。
1976 年10 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同年12 月,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了“两个凡是”,采取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二十年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到此结束。
即使在这样的时期,我们仍做了一些研究工作,取得了一批成果。如:小剂量慢性放射病早期诊断生化指标的研究,可为放射性矿区工作人员提供辐射损伤诊断指标;猪血纤维制备水介蛋白针剂;利用废羽毛制备水介蛋白针剂;冷冻保存红细胞的研究。上述工作成果均曾获科学院的奖励。
1978 年3 月,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此后,所里研究方向逐渐明确,强调了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三室开展“生物膜结构与功能的研究、酶学的研究、基因工程以及丰年虫的研究”,以后均分别成立了研究室。1986 年科学院终于批准我所在北郊建实验大楼的计划,我所从“八大处”、“十三陵”的分散局面,开始有了自己的所址。
1980年以来,我们研究小组开展了两方面的工作:1. 支原体膜结构与功能的研究;2. 中药有效成份山茛菪碱对生物膜的作用。上述课题均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资助,并列为科学院重点研究项目,我所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后,我们研究小组也曾列为该室内部课题。有了稳定的研究工作环境和国家经费的支持,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曾获国家和科学院的奖励,与此同时还培养了十几名硕士研究生。正当我还想给国家多做点贡献时,却到了离、退休年龄。1994 年我办了离休手续,离开了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