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 年庐山会议，由于彭德怀给党中央一封信，指出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全国上下又掀起“反右倾”的浪潮，据统计有300 万党员、干部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里也错误地批判了自己的同志。

  1961 年，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中国科学院制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十四条），这个条例使科研秩序得到一定的恢复。1962 年，党中央召开7 000 人大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恢复了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由于左倾思潮在全党占统治地位，我们室开展了无休止的理论和实际的争论，最后中止了所有的基础理论课题，全室集中进行“小剂量慢性放射病早期诊断生化指标的研究”。这项任务从1965年开始共进行了七年，文革中也未中断。

  1975 年邓小平复出，胡耀邦主持科学院工作。他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科技人员的意见，首先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困难，如夫妻两地分居长期不能解决（简称妻子），孩子（入托难、入校难），房子（住房紧张）， 票子（工资太低），篮子（菜篮子，买菜困难），后被称为“五子登科”，得到全院职工的称赞。可惜好景不长，“四人帮”又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阴风，邓小平、胡耀邦再次下台。

  1976 年10 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同年12 月，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了“两个凡是”，采取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二十年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到此结束。

  即使在这样的时期，我们仍做了一些研究工作，取得了一批成果。如：小剂量慢性放射病早期诊断生化指标的研究，可为放射性矿区工作人员提供辐射损伤诊断指标；猪血纤维制备水介蛋白针剂；利用废羽毛制备水介蛋白针剂；冷冻保存红细胞的研究。上述工作成果均曾获科学院的奖励。

  1978 年3 月，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此后，所里研究方向逐渐明确，强调了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三室开展“生物膜结构与功能的研究、酶学的研究、基因工程以及丰年虫的研究”，以后均分别成立了研究室。1986 年科学院终于批准我所在北郊建实验大楼的计划，我所从“八大处”、“十三陵”的分散局面，开始有了自己的所址。

  1980年以来，我们研究小组开展了两方面的工作：1. 支原体膜结构与功能的研究；2. 中药有效成份山茛菪碱对生物膜的作用。上述课题均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资助，并列为科学院重点研究项目，我所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后，我们研究小组也曾列为该室内部课题。有了稳定的研究工作环境和国家经费的支持，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曾获国家和科学院的奖励，与此同时还培养了十几名硕士研究生。正当我还想给国家多做点贡献时，却到了离、退休年龄。1994 年我办了离休手续，离开了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