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冉，前不久我们刚庆祝过贝老90岁生日和从教70周年，今年又迎来了他百岁华诞。我作为晚辈，和全国敬重他长期为我国科学教育事业奋斗的同志一道，热烈祝贺他的百岁生日！
生物物理学科的创始人
生命科学的发展，需要和物理学、化学、工程技术等相互结合，在交叉融合中彼此促进。这在今天已经为广大的科学工作者所接受。但在上世纪50年代却是一个争论十分激烈的问题。反对者既来自物理学家，也来自生物学家。只有少数具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才认识到物理学和生物学不仅能够而且必需结合起来。远的有Mayer与Helmholty，后来则有Schrödinger，Szent
Györgyi等。贝老就是我国一位高瞻远瞩而且具有极强战略眼光的科学家。
贝老是在解放后，我国科学机构调整的1958年在原实验生物研究所基础上，提出成立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实际上早在40年代他已经意识到学科交叉、融合的必要性。解放后他又不断吸收数、理、化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在他领导下工作。1956年,
我在原北京医学院物理教研室工作，为了稳定教师们安心工作，我们访问了贝老。贝老竭力鼓励我们向生物物理方向发展。我记得他特别强调两点：研究生物物理问题一定要结合生物学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而不只是把物理技术简单应用于生物对象，与此同时，也要不断关注物理学理论与技术的新发展，有目的地加以运用，这次谈话极大地鼓励了我们，开始引导我们走进生物物理学这一领域。据我所知，许多高校教师都得到过他的指点，因此从1958年起全国高校很快掀起了成立生物物理教研室的高潮，不少学校还创办了生物物理专业。
贝老作为学科创始人具备了几个有利条件。1958年他早已是知名的生物学家（他在1948年就已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但他同时具备深厚的物理学和化学基础，并善于和物理学家交往，不断开阔思路；其次他充分估计到建设新学科必然会遇到的反对意见，这种意见有时还很激烈，需要用耐心说理的办法，坚持不为所动；第三要不断培养新生力量，吸引其它学科的学者参加，共同建设新兴学科。在这里我体会到，在本学科长期从事科学研究取得突出成绩的科学家是很多的，但甘冒风险、为新学科的建设奋斗终生的科学家却是少数。贝老就是其中的一位典范。
生物物理学科的奠基人
方针确定之后，如何建设新学科就成为当时的一个中心问题。在国际、国内都没有统一认识，国内还缺乏许多条件的情况下，贝老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战斗时期。他需要确定建所的方向，需要引进人才具体协助建立各个研究室、组，需要培养新生力量，还要调动全国同行的积极性，共同为建设新学科而贡献力量。这就是他在这一时期的三大成就：建设生物物理研究所、建立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物理系和创立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关于前二项工作，许多同志比我有更深刻的体会，我仅就和贝老的接触谈一点感受。
1958年，前苏联生物物理所派来了一位研究放射性自然本底的专家。我有幸应贝老之邀，来所与这位专家及所内、外一些同志和贝老一起到青岛、珠海、海南和上海进行本底调查和食物链的研究，并参加随后对全国自然本底站的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前后共一年之久。作为放射生物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及原子能和平应用和核武器监测的需要，贝老十分重视这项工作。在这一年中，我也常向贝老请教对于生物物理学的看法，由此加深了对贝老思想进一步的认识。联系到他在建所初期设立的几个组（室），我理解了他的一些基本观点。首先他对国家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是服从大局地全力投入的，例如放射生物学与宇宙生物学，认为是新组建的研究所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另一方面作为长远的学科建设，应该放在分子结构与功能、神经网络研究和生物信息与控制等领域,
并用物质运输、能量转换与信息传递来归纳学科的主攻方向。为了发展学科, 他也特别重视仪器技术的开发。他既重视微观的分子水平的研究，又重视整体、系统的研究。在他任所长的25年里，我国的生物物理学由于许多不可抗拒的原因，经历了几起几落的剧烈波动。但今天看来，生物物理所无论在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和研究成果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和贝老坚定明确的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
我在中国生物物理学会成立前后都和贝老有过不少接触，在祝贺贝老90周年寿辰的《贝时璋教授与中国生物物理学》一书中已有专文回忆，不拟重复。但我想特别强调二点：一是为了团结广大的生物物理学工作者，贝老认为生物物理所要诚心诚意的和他们合作共事，而且为此特地限制了所内参加学会领导和学报编委会的人数。这使广大同行得到极大鼓舞，非常愿意参加学会组织的各项活动。第二是他特别强调经常注意提出学科发展的方向性意见。他自己就身体力行，常以建议的名义及时提出他对学科的看法，而且他还与时俱进，不拘泥于已有的成绩。例如在2001年他还专门提出过重视纳米生物研究的问题，充分说明他虽已98岁高龄,
仍然思维敏锐，关心着学科的发展。
在取得学科发展骄人成绩的今天，我们不难体会到作为奠基人的贝老为此付出的艰辛。他不仅要把握方向，还需要一个室一个组的给予具体指导。为此他必然关心生物物理学各个研究方向的发展，不断深入学习和思考。要知道这些都是在繁忙的行政工作、社会工作和访问接待工作的前提下进行的。有人说，这是“为人作嫁衣”的工作。不，这是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忘我劳动的体现！
科学创新的不懈战士
作为一个具有创新意识的科学家，必然对探索自然奥秘有着浓厚的兴趣，也必然不会囿于已有的认识，尊重事实，不断探索，并勇于提出自己的创见。贝老就是这样做的。
早在1932年，他就对南京丰年虫的中间性个体发生了浓厚兴趣，发现它们的生殖细胞通过解体与重建，改变雌雄性质。尽管德国病理学家Vir-chow1871年提出的“一切细胞来自细胞”，“细胞分裂是产生细胞的唯一途径”的观点统治着整个生物学界。贝老却根据自己的发现，证明细胞在合适的条件下，在材料具备时形成新的细胞，从而提出“细胞重建”这一新概念。由于抗日战争时局动荡，直到1942年才陆续在《科学记录》等杂志上发表。
从那时以来，尤其是解放以后，贝老服从需要，做了大量组织领导工作，不得不暂时放下他感兴趣的研究。直到40年之后，70年代初他才开始有条件组织了一批科研人员重新开始用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进行研究，包括电子显微镜、显微缩时电影、相差定位观察、放射自显影、荧光偏振、荧光能量转移、荧光漂白恢复、拉曼光谱等。他们不仅重新观察了丰年虫，还把对象扩大到鸡胚、小鼠骨髓、沙眼衣原体和大豆根瘤菌等，认为细胞重建是一种普遍现象，是一种自组织、自装配的过程，认为研究细胞重建对于了解地球上细胞起源也有一定意义。1980年底在所内举行了报告会，1982年在《中国科学》发表了5篇论文，1988年他主编的《细胞重建》论文第一集出版，今年即将出版第二集。
对于这样一项研究，一开始就有不同认识并争议不休。有人写信给他，劝他不要研究这样的问题；也有人说研究细胞起源是“共产主义的任务”，意思是说超越了时代，不可能完成。贝老的处境是可以想象的，面对如此困难的环境，贝老没有动摇，而是认为科学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应该立足于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脚踏实地的苦干。他认认真真地反复观察，和组内同志严格审阅每一项实验设计和得出的结论，仔细推敲每一句落实在文章中的话，甚至每一个标点。每当我想到一位已年近百岁的老人，戴着老花镜在灯下一丝不苟地修改着那即将出版的文集，崇敬的心情油然而生。
这就是一位不懈战士的光辉形象！这就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在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让我们再次祝愿我们敬爱的贝老健康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