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贝先生百岁大寿
应幼梅
（浙江大学生物系43届）
贝先生给我的最初的印象是他的严肃、严谨，他的整齐、干净。不论工作，或者日常生活，包括仪容，着装，都是如此。他的衣着，他的头发总是整整齐齐的，他的板书，中文和外文，写得端端正正，漂漂亮亮。上课时他手里只有两支粉笔，没有讲稿，没有提纲。前些年我帮忙编辑《贝时璋文选》，发现不仅是学术性的文章，就是他历年的一些讲话，例如对实验室的年轻人讲《基础理论研究为什么要在实验室进行》，与同行，《与美国迈阿密大学S.W.福克斯教授就学术上共同有兴趣的问题交换意见》，都有稿子，而且全都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红领巾要来访问科学家贝爷爷，他也是把要说的话仔细准备妥当的。
我曾在浙大附中兼课，学贝先生的样，我也只拿两支粉笔上课堂。这时候我才明白，贝先生为什么上课可以不拿讲稿。他是那种不管什么事情要做就要做好的人。狮子搏兔，全力以赴。
贝先生一贯认真细致。什么事情都有板有眼，干净利落。1947年他从杭州到上海乘海轮去国外参加学术会议，我曾送他去码头上船。在他刚到上海时我看见他打开箱子，把要用的东西拿出来，不用的东西放回去。箱子里或大或者小的物件摆放得十分落位，紧凑，印象深刻，至今如在眼前。后来他调到北京，我又见到同样的情景。前些年，在他的实验室，看他打开那种几十年前小学生用的铁皮文具匣，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铅笔、橡皮、圆珠笔等等，用的时候一样一样拿出来，用完了一样一样放回去，就和出差时用的箱子一样。
听贝先生的课，最初是《无脊椎动物学》。讲的和听的人都很认真。平日不大和“脊”字打交道，这时候记笔记时尽是“脊柱”、“脊椎”、“无脊椎”，以致后来若干年里我都会一时想不起来“眷”字怎么写，落笔就成了“脊”字。印象最深的两门课程，一是胚胎学，一是形态发生学和发生生理学。前者面对正在发展着的对象。是动的，不是静的。贝先生讲课，在黑板上画图。例如说起初是个球体，画一个圆。后来产生一个突起，贝先生边说、边擦掉黑板上那个圆的一小段，画上那个突起的部分。黑板上的线条容易擦掉，怎么擦掉已经画在笔记本上那段线条呢？只好先另外拿张纸小心地画下来，课后仔细弄明白了再画到笔记上去。不知不觉地明确了：生物是个立体，不是个平面；它是不断地发展着的。至于形态发生学和发生生理学，不但面对生物个体的发展，还面对在这个方面研究工作的发展，研究思想的发展。他并没有强调说明这些，潜移默化，我因此多少悟到一些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
在那以后半个世纪，我又一度跟贝先生学习了一年还多。每个星期我都去他的实验室上课。学生么，只有我一个人。
1992年，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贝时璋文选》。我参加了编辑工作。一是编选贝先生的文章，二是编写他的传记。我因此做了一段时间的书籍编辑工作，一段时间的采访名人的记者。实质上是我选修了贝先生的一个一学年的课程。
文章，主要是研究论文或论文摘要，也有研究工作以外的关于科学计划、组织等，以及评述、展望等方面的文章。
在学校里，在研究所里，贝先生素以博学多闻著称。他的博学，基础好固然是一个因素，更根本的是因为他善于学习。他在研究所里给科研人员讲课，例如讲“控制论”。这不是贝先生做学生的时候在课堂上听来的，课外阅读学来的，而是当了教授以后通过自学掌握这门学科的。维勒的《控制论》，当是奠基之作，出版于1948年。而他是在1928年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结束学生生活了。从学校毕业了，不做学生了，我们大家都在继续学习。不同的是贝先生学得那么系统，那么深入，可以给科研人员讲课。他习惯于广泛阅读有关文献，随时掌握生物学，以及有关的其他科学领域的现状、动态和发展趋势。这是他博学的源头活水。我在整理贝先生的原稿时发现有若干篇1972年他对科研人员的讲话。这些讲话设有发表过，是有关研究工作的展望和开展工作的建议。我惊奇他在自己的专业以外怎么知道的那么多，联系得那么广，看得那么远。我曾经是一个综合性科学刊物的编辑。十几年里被迫读了许多不是我的专业的文章，以及研究论文以外的科学论文，被迫思考科学体制、政策、组织、计划等等问题。凭着这些，我很欣赏贝先生的那些谈话。经我建议，贝先生同意，在《贝时璋文选》里选刊了《定向航行》、《提高航速问题》、《水下通讯的研究》。这些是他对科研人员多次谈话中的三次。学术界类似这样高水平的讨论太少了。
编写贝先生的传记花了比较长的时间。我们商量好了的工作方式大体上是，我提问，贝先生回答。我记录，整理。他审阅，我修改。大概每星期一次，每次大概半天。我想，他肯定从来没有和别人如此详细的讲述他自己的方方面面。我是什么都问，知道了，懂得了许多原先我不知道，不懂的事情。他看我根据记录整理的稿子，我理解错了的，记录错了的，需要补充的，他或者改地稿子上，或者口头告诉我，或者另外写在纸上让我加上去。最后他还临时追加了一篇文章。
贝先生特别客气。对离去的客人总要送到楼下。就像我这样几十年前的老学生也不例外。这两年，他总算只送到楼梯口了。他似乎比较内向，不苟言笑。其实他很重感情。他和同事，和学生相处得很好，和好些人感情很深。《贝时璋文选》里有两篇怀人的文章。一篇正是全部文稿即将整理完毕的时候最后他赶写了追加的文章《回忆郑晓沦先生对我的帮助和支持》，另一篇是《怀念朱壬葆教授》。此前不久病故的朱壬葆教授毕业于浙江大学教育系，在校一直听贝先生的课，后来曾任生物系助教。他的去世很使贝先生悲伤。
看来贝先生觉得我还是帮了他一点儿忙。因此他和我商量。他说他有许多工作已经拖延了许多时间，急着完成，要我继续帮助他。我们排了排队。我建议他先完成细胞重建论文第一集。然后像编写他的传记那样，他口述，我记录整理，完成他答应出版社的讲述细胞重建的评述的初稿。这本书估计篇幅不会很大，难度相对较小，费时不会很久。然后，赶紧着手写他早已答应出版社，被一再延期的讨论生命本质的书。这是他酝酿多年的课题。本来他想先写一篇较短的类似“开篇”、“序曲”的文章，收在《贝时璋文选》里的，时间来不及了。他交给我一些书，包括他的同行S.W.福克斯教授关于生命起源、自组织等等的著作，让我阅读，先做些准备。我欣赏物理学家薛定谔的书《什么是生命？》，深望生物学家贝先生写一本《生命的本质》。当时以为问题不大。遗憾的是十年过去了，贝先生太忙，还没有动手。好在细胞重建论文集第二集终于出版了，有关方面将以此庆贺贝先生的百岁华诞。
百岁寿星是国之祥瑞，是国宝。谨祝老寿星贝先生健康，幸福，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