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贺贝时璋老师百岁大寿
黄宗甄
（原科学出版社 浙江大学生物系41届）
贝老师今年是一百岁大寿。他1903年10月10日出生于浙江宁波镇海县（今改称宁波镇海区）。那是东海之滨一个渔村。祖辈是以打鱼为生，到了他父亲手里才有点起色，先当学徒；凭他努力奋斗，在上海当上店员；后转辗谋生，到了汉口，在德国洋行当了帐房，积了钱，才培养儿子贝时璋自费留学德国，这在当年是罕见的。贝老师在1921年坐海轮赴德留学，一直到1928年得到博士学位。他的母校是德国土滨根大学，由于他学习成绩优异，回国以后，又工作成绩卓著，故于1978年3月和1988年3月，又第二次、第三次授予他自然科学博士学位，以表示对他的重视和尊敬。
1928年4月到1929年10月，他还在土滨根大学任助教，然后在同年年底回国，1930年春季应聘浙江大学副教授兼生物系主任(依照浙大的规矩，得博士归国的只能先聘任为副教授，任职以后，如成绩出色，才能升为正教授)，仅27岁就出任系主任一职，在当时算是难能可贵了。依此规定，他应聘之后，要8月开始，才能起聘。贝老师要提早于4月底，先到校，缘以浙大生物系系初创，贝老师就是创办人，单枪匹马，把新的生物系筹办起来，浙大校长亲自拨给他三间房屋，开动起来，真是筚路篮缕，以启山林，独脚戏唱起来了。贝老师把楼下中间的一间，作为工作室，楼上左边一间作为自己的寝室。孤军作战，颇有建树。他自己绘制教学用的挂图，又开出单子，定购仪器、药品、国内外图书和杂志、玻璃器皿，样样齐备。就这样到新学期开始，浙大正式拨出七间楼房，作为生物系正式房子，在老教授郑晓沧的帮助下，把生物系的新房子，妥善安置，其中两边三间，改装为一个阶梯教室，中间三间连成一大间，辟为实验室，东边一间作为预备室。新学期开始，上课了，这是他回国后首次授课。开头并不顺利，他年轻为人腼腆，平时沉默寡言；德语口音重，英语说得不流畅，满口宁波镇海方言，口齿木讷，教学效果欠佳，后经几个月的努力改善，教课前作了充分的准备和背诵，上课时多写出黑板，多绘图画，才得到良好的效果。到了1940年，我在贵州遵义的老邮局教室上课时，他仅手持两支粉笔，凡是课程内容，背诵如流，这是他多年的教学结晶了。
1931年，浙大心理系主任郭任远，应南京中央大学之聘，离开浙大，心理系停办。该系房屋和所有设备，全部划归生物系使用，这样，浙大生物系就有了刀茅巷正式房子。一直使用到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生物系才随学校西迁江西、广西直到贵州。
他的科学研究工作，是从1932年开始的，那一年，他在杭州西湖附近松木场的稻田里，采集到甲壳类动物丰年虫的中间性个体，水中这种虫出现多，预示水稻年成丰收。贝老师开始以这种丰年虫为材料，研究它的性变化的原因。接着他又在洪春桥附近以及庆春门、艮山门之间的水塘里陆续发现了中间性丰年虫，以及雄性个体头部像雌性个体，而雌性个体头部像雄性，这种中间性非雄非雌、亦雄亦雌，又都成为中间性的。有时也出现为雌雄同体。变的时候，外形改变，生殖细胞同时改变。一共变出五个不同性别的类型。他发觉从这种生殖细胞的变化上，可看出那种性细胞重新建立。他把这五种不同类型的丰年虫，制成了切片，在显微镜下细加观察，而且绘制了切面图。1934年春天，他首次在杭州刀茅巷生物系实验室里，在某次学术性的书报讨论会上，初次报告自己对丰年虫的性变化研究，顿使生物系里的教授们和同事们惊叹和兴奋。贝老师所绘制的图精美细致，巧夺天工，纹丝曲折，几乎成为美术品。大家看了，齐声赞美。
抗日战争爆发后，浙大从杭州开始西迁。他在江西泰和，有空就将丰年虫切片，在显微镜下，继续绘成图片，连杭州的图片一共有一百数十张。到了广西宜山，日本鬼子没有放过浙大这个长征的科学文化队伍。敌机不时空袭宜山，投弹损伤浙大。1939年2月5日这一天，来了18架敌机，仅在宜山标营浙大教室和宿舍区，共投弹118枚。可是没有吓倒浙大师生，我们白天跑空袭警报，夜间还可以上课、读书。我们生物系学术性的书报讨论会，夜间便在宜山大街一间民房楼上举行。我们在1940年1月，搬迁至贵州遵义以后，立即继续上课，生物系实验室设在遵义老城水晶湾五号的民房里，贝老师便有机会再将他自己的丰年虫研究材料拿出来，与生物系教授和同事们，还有三、四年级学生们，一起讨论，我们凝眸着这些他绘制的图片，可以想像到我们的老师，做这个研究工作所付出的心血，是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的。但关于细胞重建学说的辩论是激烈的。其中以贝时璋与谈家桢两位老师间的辩论是最引人吟味的。当然谈教授在辩论之余，不能不倾服贝老师研究工作的细致和精湛。
1940年秋天，生物系随农学院搬到了离遵义有75公里的湄潭县。这个地方风景秀丽，湄江环绕县城，山青水秀，诗情画意，整个环境是静谧的，生物系就设在城西的一家祠堂里。贝老师自己的实验室，有两位讲师、一位助教、两位四年级学生和两位研究生，可谓兵强马壮。贝老师学识渊博，心灵手巧，他在德国经过严格训练，善能选择所研究的材料，如今来了这么多年轻小伙子，他得心应手，谆谆教导，游刃有余。1941年初秋，他任职浙大已有12年，教育部给他荣誉休假一年，生物系为了庆贺这个殊荣，举行荣誉性的庆贺休假的学术性活动，这个大会由谈家桢教授主持，专就生物的性别问题，举行了学术报告。由罗宗洛、谈家桢、张孟闻、江希明、贝时璋等教授，就各自专业中有关性别问题，作了学术报告，开了一整天的学术报告会，收效极佳，增加了浓厚的学术风气。
说实在的，自1941-1946年这六年间，乃是生物系或是整个浙大在贵州的黄金时期。贝老师开始在国内外发表英文和中文的丰年虫的细胞重建研究以及其他各种研究论文，英文或德文论文大多是通过英国李约瑟教授，送往欧洲和美国发表的，国内外语刊文发表于中央研究院《科学记录》和《中国实验生物学杂志》，中文论文则发表于中国科学社的《科学》杂志上。单是1942-1943年发表了细胞重建论文3篇，其他的外语论文都是与他的学生（研究生、助教、讲师、本科四年级学生，共7人），合作共发表12篇。在湄潭的六年间的辛勒工作，确实是黄金时期。这时期（连同杭州时代一部分），他的学生中出了4位院士，即朱壬葆、姚錱、施履吉、施教耐等，教授中有罗宗洛、张肇骞、谈家桢、贝时璋等4人。一共8位登上院士大榜。
1944年10月，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等人来贵州湄潭参观浙大理、农二学院，并参加中国科学社在湄潭举行的贵州湄潭年会。李约瑟深谙德语，与贝老师终日以德语交谈，他看到浙大校园浓厚的学术空气，特别是参观了贝时璋、罗宗洛、谈家桢三教授的实验室，令他留连忘返，看了又看，问了又问，结果访问延长了两天。回国后他在英国《自然》周刊上，对浙大备加赞颂，赞扬浙大为东方剑桥。浙大的黄金时期就以这个日子最为典型。
贝老师在抗战胜利后，回到了杭州。1948年3月，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这是贝时璋老师的学术成就的殊荣。
解放以后，他受到中国科学院的高度重视和信任。1950年春天他荣膺中国科学院上海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1953年中国科学院为了进一步学习前苏联，组织大型的代表团赴前苏访问，贝老师参加了这个访问团。回国后总结与报告，前后达一年。1954年他留在北京担任学术秘书处秘书要职。同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继之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1955年5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6年10月被调到北京工作，将其在上海实验生物研究所中他直接领导的研究人员和设备迁至北京，命名为北京实验研究所。1958年北京实验生物所改为生物物理研究所，仍由贝时璋任所长。同年8月他兼任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物理系主任。解放以后，他确实受器重。外国首长等访问中国，他常是陪同贵宾到外地参观访问的主要人员，并以中国科学家名义，出国访问，1953年开始，首先是访问前苏联（二次），嗣后经常出国，大多是大型的科学代表团，除苏联外，还有捷克、匈牙利、尼泊尔、越南、英国、瑞典、加拿大、美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国。这样一来，他在科学行政上、国际外交上，作了大量工作，所剩下的用来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时间就不多了。一直到70年代，在他再三请求之下，才逐渐摆脱了以上的活动，重新专心致志的开始细胞重建的科学研究，到1980年组成了四十多人的科研队伍，置办了现代化的实验手段，如电子显微镜、显微缩时电影、相差定位观察、放射自显影、荧光偏振、双荧光标记能量转移、荧光漂白恢复、拉曼光谱等等现代设备，还有生物化学方面的各种新技术、新方法。人心振奋，工作效果良佳，比如在卵黄颗粒内发现有染色质，这在生物史上是首次发现。除了已在《中国科学》刊物上发表的5篇论文外，另编集了24篇论文，于1988年出版了《细胞重建》第一集。接着第二集共27篇正在排印中，所使用的材料除了丰年虫以外，扩展到鸡胚、小鼠骨髓、沙眼衣原体、大豆根瘤菌和根瘤细胞。1980年12月，由生物物理所主持，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了细胞重建学术讨论会，展示了实物、图片等示范，放映了显微镜缩时电影，进行了多次的讨论，出席会议有院士、教授等二十来人。近年来，台湾大学和美国、意大利等科学家，反应甚佳，也有同样项目的研究工作相呼应。看来贝老师的学术观点，也逐渐延展。值此贝老师百岁大寿，祝贺他永放光芒，再铸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