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科研组织工作无私奉献
过兴先
（原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

早在1950年，贝时璋同志就参与了中国科学院的科研组织活动。该年1月，他应竺可桢副院长函邀，来京商议北京、上海两地一部分生物学研究机构的调整和建所问题。当年在北京有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和动物研究所，还有静生生物调查所。在上海有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和生理研究所。两地学科有交叉重复。讨论中意见分歧，最后院同意贝时璋、罗宗洛等人的主张，将两地的有些研究室相互调整，上海侧重实验生物学，在北京建立植物分类研究所，在上海建立实验生物研究所和水生生物研究所。同年8月，贝时璋同志调离浙江大学，任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该年，科学院成立专门委员会（学术顾问性质），委员有贝时璋等208人。1954年，参照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报告的建议，学习苏联经验，结合我国实际，科学院先成立学术秘书处，筹建学部，并暂分管各研究所的学术领导。钱三强任秘书长，贝时璋、柳大纲等八位科学家任学术秘书，从此贝时璋同志调来院部工作。学术秘书处的日常事务十分繁重复杂，这里仅谈三件事。第一件当然是筹建学部，前后历时一年多。先经反复酝酿，拟出筹建学部的文件，指出学部的任务是组织院内外优秀科学家参与科学院的学术领导，院对各所的学术领导由学部分管等等。该文件寄发院内外科学家征求意见，反应积极。又经多次座谈，建立各学部筹建小组，竺可桢为生物地学部筹建小组组长，贝时璋等为组员，后以郭沫若院长名义函请院内外445位科学家推荐学部委员候选人。经认真评选，确定名单，1955年5月获得国务院批准。生物学部的委员有60人，一般认为评选公平，但也有个别科学家不该落选，那是与当时我国片面地提倡米丘林学说并错误地批判摩尔根学说等有关。1954年冬，学术秘书处组织三个工作组，检查各所计划执行情况和1955年研究计划。贝时璋同志负责北京工作组。检查工作持续三个月，认为从1953年起，各研究所开始走上轨道，1954年的研究工作是有成绩的，但尚有严重缺点：对研究计划不够重视，制定计划草率笼统；院和所缺乏对计划的领导与检查；学术领导弱；对研究成果的推广尚未引起普遍重视；研究时间和图书仪器无保证。在工作组检查基础上，生物地学部筹建小组又逐所审议了1955年计划，对各所提出书面意见，经院务会议审批后下达各所。这是我院第一次系统地检查各所的计划执行情况，对明确方向任务、改进研究计划和推动研究工作曾起了积极作用。1954年12月至1955年1月间，院顾问柯夫达和秦力生、贝时璋等组成华东华南科学考察组，调查了院内外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共22个单位。调查报告对抗生素的研究与生产、中药研究与中医机构脱节、橡胶植物问题的综合调查、恢复微量元素研究等提出了明确的建设性意见；报告建议在广州建立综合性的华南研究所并在海南岛设立工作站、在上海建立生物化学研究所；建议各研究所之间建立所长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以加强研究所的领导。所有以上意见和建议，经院务会议讨论通过并认真贯彻执行，这真是一次高水平、高效率的调查研究。以抗菌素为例，调查认为推广与生产之间有许多障碍，但领导对此重视不够，支持不力，微生物学研究赶不上化学方面的要求，有机化学家对抗生素工业缺少经验，药理和临床实验未配合好。调查报告建议院务会议讨论并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报国务院采取必要的措施。于是1955年12月召开中国科学院（国际）抗生素学术会议，这是我院组织的第一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会后建立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抗生素事业的发展。
1955年6月，贝时璋同志参加了学部成立大会，会后院学术秘书处撤销，他回到实验生物学研究所北京工作组，恢复了中断两年多的科研生活。半年多以后，他参与了国务院主持的《1956-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他认真准备，积极发言，提出意见或建议。《规划》中的无线电、自动化、半导体、计算技术四大紧急措施和第56项“重大理论问题”最引人注目。第56项中的两个中心问题，即蛋白质的结构功能和合成以及生物个体发育规律的研究，贝时璋同志参与了起草。此后，国家科委和科学院的规划工作陆续不断，贝时璋同志均一一参与。1962年我院制定《1963-1972年基础科学规划》初步方案。接着著名的广州会议召开，制定全国《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生物科学列入10个重大课题，其中三个课题即电离辐射、宇宙生物学、实验生物学若干重要实验技术的研究与建立以及12个分枝学科规划中的部分规划，贝时璋同志参与了起草。1973年我院编制《1973-1985年长远规划》，在要加强的几项基础学科及边缘交叉学科中，列入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和仿生学。1976年，我院又制定《1976-1985年十年规划》。1977年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议召开，编制《1978-1985年全国基础科学发展规划（草案）》。同年，又召开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编制《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草案）》。在后一规划的重点项目中，由我院牵头的占三分之一以上。接着我院积极落实本院的八年规划，确定全院五个重点研究领域，其中有分子生物学。1980-1981年间，我院对各学科1979年起五年内的主要任务作了安排，生物学方面，重点发展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神经生物学和生态系统的研究；深入开展生物大分子结构功能、分子遗传学和遗传工程、细胞分化发育、脑的结构功能、生物膜、光合作用、生物固氮和种群生态特征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只是以上一次次规划之多本身反映了规划的计划性不足，而且有些规划实际并未认真落实。
1979年春，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停顿多年的学部活动正式恢复，生物学部童第周主任不幸去世，贝时璋同志代理学部主任。在他主持下开展了学部的恢复和增补学部委员等活动。生物学部原有委员60人，当年仅存36人，增补时有意识地减小学部委员的平均年龄，增补的53人中有几位较年轻的中年科学家。1981年5月第四次学部大会召开，会上贝时璋同志作了生物学部的工作报告。报告中提出前些年的少数研究成果，着重提出存在的问题：科技人员中年青的太少，技术人员、业务辅助人员偏少，化学、物理、技术科学的人员太少；生物学部经费在全院所占比重太少，基础理论研究的水平还低，应用基础的研究创新的不多；为农业服务的应用研究有减少趋势，近期能应用的较少，综合性的重大农业科技课题少；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工作不够努力。大会结束，贝时璋同志代主任的职务就卸任了。
从50年代早期起，贝时璋同志曾兼任《中国科学》副主编、中国科学院奖金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的国家自然科学奖金评审委员会委员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也花费了他不少精力。作为中国科学院或国家科学代表团成员，贝时璋同志曾出国访问六次，其中1953年访苏、1961年访英、1972年访问英国、瑞典、加拿大和美国四国收获最多。1950年至1981年间，如上所述，贝时璋同志参与或主持了多个方面的重要科研组织活动，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为发展我国生物科学作出重要贡献。
贝时璋同志学识渊博，在教育和科学问题上多远见卓识。他作风严谨，实事求是。他对工作极端负责，兢兢业业，精益求精。他淳朴谦虚，一丝不苟。在以上科研组织活动中他的才智和作风得以很好发挥，也是他作出贡献的可贵保证，赢得了人们的赞誉和尊敬。可是，他调来科学院的当初，并没有想到会要他承担那么多科研组织工作，而是想换个可以更专心致志地搞科研的环境。那知他调到实验生物所才定下来，研究工作开展不久，科学院领导又突然要调他到院部学术秘书处任学术秘书。华东办事处副主任李亚农奉命向他转达了院领导的意图，他明确表示不同意，此后李又和他细谈劝说，并告可以将他的工作组调去北京，他才勉强同意。这一调动成为他科学生涯中一个重大转折。因为事物还在发展，在学术秘书处将要撤销之前，竺副院长向他提出请他担任生物地学部副主任，并告如愿意多作工作，还可让他担任主任。在难以推辞的情况下，他仍以担任所长已感能力勉强为由，婉言坚辞。院党组书记张稼夫又和他面谈，仍回绝了。十五年后，1979年春学部将正式恢复，钱三强副院长要求我转告贝时璋同志，院领导要请他代理生物学部主任，要我做劝说工作。我向他说明了当时的背景和需要，并请暂代到第四次学部大会召开为止，最后他居然同意。当时我很高兴，作为学部副主任我由衷感激。贝时璋同志曾说过：“从我个人角度看，我还是喜欢做研究工作，而不大喜欢做学术组织工作。”从以上几次经过看出，贝时璋同志能顾全大局，急科学院工作之急，勉力从公，尽其所能。他的这种无私奉献精神，令人钦佩。
近年来，直到最近，贝老近百岁高龄，仍坚持工作。每当我见到他时，往往有一种心情，为他潜心科研的创新和坚毅精神所感动，又为他的健康而快慰。贝老，祝愿您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