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瞻远瞩 严格严肃
汪云久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由于偶然的机遇我进入了生物物理学领域，之所以能在这一领域内做点工作，全仰仗贝先生的指导。
中学时代我对美术很有喜好，梦想将来当个画家。可是，解放初期社会舆论认为“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家庭也怀疑画家是个正当的职业。正在我举旗不定之机，中学校方拟选送我到苏联深造。这在当时对一个青年学生来说是莫大的光荣。于是我做起了另一个梦来了。可是，体检结果说我有视觉缺陷（色弱），恰如晴天霹雳，一下子打破了我的两个美梦（当画家和留学），把我逼上了粱山——只能学数学了。
回想四年大学生活，既接受了严格的数学训练，也深深感到苏联教育模式的束缚。教材全部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许多课程开学第一节课证明定理，讲完最后一个定理结束学期。学生没有选课的自由，更没有听外系课程的可能。老师堂上从不讲数学理论从何而来，用到什么地方去。象现代流行歌曲中唱的“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学校树立的榜样是那些穷径皓首“摘取数学女王王冠上明珠”攻克数学难题的著名数学家。这样培养出来的科学家虽然又专又深，可是稍越雷池一步，就不知所措了。在这种知识背景下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接到通知后犹如坠五里雾中。向老师、同学请教都不知“生物物理学”为何物。翻遍图书馆资料，查到一词条，“研究生命过程中的物理性质……用物理学研究生物……”，仍不知所云。对年轻人不说未知数永远具有吸引力，况且我对“青灯黄卷”伴一生的纯数学家的单调生活并无好感，所以我抱着这种复杂而迷惘的心情到生物物理所报到。
后来才知道是贝先生有意把我们这些学习非生命科学的学子调来研究生命科学的。40年代末50年代初，世界科学技术有重大变化，象电子计算机就是诞生于那个时代。当时最主要的一个变化是，原先学科发展越来越专越分越细的单一趋势已开始打破，边缘性、交叉性学科呈现蓬勃生气，“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象DNA双螺旋结构就是最初几大硕果之一。贝先生确是当时国内先知先觉者之一。组建生物物理学研究所，调兵遣将，高瞻远瞩，看准国际上科学发展趋势，组织队伍进入国际前沿领域。
但是，怎样把我们这些仅学过一些数理基础初出茅庐的研究人员，深入到生物学研究中去，进入前沿阵地，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贝先生提议，所里决定成立“理论组”，一共三人，郑竺英、郁贤章和我。郁贤章同志是学理论物理的，和我一样都是刚开始工作。组长由工作十多年具有抽象思维能力的生物学家郑竺英同志担任。她一再谦让，希望贝先生亲自主持。贝先生是一所之长，坚持说不兼任何一室组的负责人，以避偏爱某室组之嫌。但他答应经常来理论组谈谈。这样，在贝先生的组织下，三个不同专业的人坐在一个房间里了。坐在一起不等于能产生新的边缘学科。生物物理学不是生物学与物理学的简单总合。关键是学术思想的交流，研究内容的开拓。这一点在当时我们是不太理解的，即有些模糊认为，也不知道从何具体入手。
就是在学科之间相互渗透方面，贝先生给我们以种种具体指点。指导我们阅读一些书刊，并大致上给我们规定一个研究范围。我记得叫郁贤章多注意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和功能。叫我多看看生物系统中的控制和信息。更可宝贵的是贝先生在行政工作之余，或看到一篇有价值的论文，或读了一本有兴趣的书后，常常走到我们实验室，向我们这些初学者谈谈他的想法和体会。这是我们最期望的时刻，大家放下手中工作或书本聆听贝先生的评论。我们进所时，研究生制度快要取消，贝先生也不招研究生了，但我们有幸在他身边工作，经常受到他的教诲，实际上成为不挂牌的研究生。
贝先生在理论组谈话的论题很广，谈峰也很锐利，常常可谈上一二个小时。有时进门时脸色和心情都不太好，越谈越有兴趣，越谈越兴奋，我们小青年当时不明其中缘由。郑竺英同志说，贝先生日常行政事务很多，当然有许多烦心的事，跑到我们组里来谈谈他喜爱的科研，谈谈学术，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对我们来说，无异于上一堂个别辅导课。我毕业于纯数学系，对于贝先生谈到的一些新事物，如遗传密码、大分子结构、信息与熵、生命起源等等，都是闻所未闻。这些谈话在我面前展现一幅极为广阔的丰富多彩的生命科学的研究领域。我们是在这样的学术熏陶下，逐渐进入到生物物理学领域的。同时我也领略到贝先生学术上视野的宽广，数理化各学科的融会贯通，科学思维上的生动活泼。
我是读了维纳所著的《控制论》一书后才建立起在生物学领域中做点工作的信心的。维纳是当代数学天才之一。他与生物学家的学术交往，酝酿创建了这门具有时代意义的学科。特别是他序言中讲述的不同专业的科学家，怎样通过不断的交流，互相渗透，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发展新的学术思想。我想这大概正是贝先生希望我们和鼓励我们这样去做的。就我个人而言，从郑竺英那里学到许多生物学方面的知识。60年代初，我们合作在侧抑制网络的模拟和理论研究，成对感受器的调节品质与感受野的数学模型等方面，都已初步做出一些结果，在国内是最早的，在当时国外也只有美国极少数几个实验室进行探索。1965年建立第五研究室，郑竺英同志任主任，选定视觉系统作为研究神经系统的突破口，以信息加工作为研究主线，明确了研究方向，建立计算机模拟手段，初步提出感受野的数学模型，并在实验室制成具有图形识别功能的电子模型，试探在军事工程上应用的可能性。在短短一二年时间内，既无苏联专家指导，又没有留美博士领衔，在完全闭关自守（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一词的同义语）情况下，闯入当时国际前沿。平心而论，实非易事。当我们后来读到日本政府1986年公布的“人类前沿科学计划”的第二大部分内容，以及1987年国际知名专家伦敦会议对此规划提出的评议意见，从对神经信息问题研究重要性的认识，研究主线的设计，突破口的选择等等方面，与20年前我们研究室的设想，多么相似乃尔，我们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掺杂喜悦、遗憾和不可名状的成分。不过科学探索道路上的曲折和努力，终究不会白废。当时的一些工作，为我所近年来承担“神经网络”和“视觉信息加工”等国家重大项目，赶上80年代末国际神经计算机的发展热潮，作出必要的理论准备。同时，使我深深感到，二三十年前贝先生确定下来的这些研究方向，确实需要科学上的预见性和学术上的魄力。
贝先生在学术思想上的豁达广博，高瞻远瞩，时至今日年届百岁高龄，仍不减当年。前几年，我就“生命科学中的信息和自组织”问题求教于他，贝先生对当前国际上各派学说加以评说，并指点我再加补充和以展。丝毫看不出一般老年人倾向保守的老化迹象。
在贝先生手下工作也是很辛苦的，他对研究工作的严肃认真精神，令人钦佩。贝先生说头脑要开阔，“idea”要新要活，但具体做起来一定认真负责。他自己天天早来晚走，我们当然不敢怠慢，想当年每天早饭后7：30左右进入实验室，打水扫地，不到8：00工作就已经开始了。晚上留在实验室学习，10时后才回去集体宿舍，天天如此。即使星期天也只是抽半天时间到海淀买点日用品。贝先生对我们写的论文，批改十分严格。从文章的整体结构，说理层次，到章节编排、逻辑关系，都要推敲研究。特别是论文的结构部分，更是慎重非常，讲究科学性、精确性、字字句句地斟酌。年轻人对自己的工作往往容量沾沾自喜，在好胜心驱使下常把研究结果绝对化，夸大其重要性，或者在偏激情绪下以点盖面，不知科学结论的分量轻重。贝先生在这方面把关是很严格的，他批改的一些文章经得起历史和科学的考验。有一次郑竺英先生拿来几张贝先生借助显微镜观察手绘的丰年虫图谱给我看，使我大开眼界，惊叹不已。一张张图上墨线均匀流畅，根根纤毛都栩栩如生。简直是艺术品杰作。使我领略到自然科学家求实和认真的学风。
今日的生物物理所已经是一个有七八十个专业的研究人员组成的大研究集体, 互相渗透，互相学习，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探索生命的奥秘做着贡献。
值贝老期颐华诞，祝贝先生健康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