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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读书生涯和政治实践

  主讲人:陈晋(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地点:新闻出版总署 时间:2009年5月23日

  

  编者按:在全民阅读活动蓬勃开展之际,最近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和新闻出版总署共同主办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在读书活动主题讲坛上开讲座。从本期起,《读书》版将选登读书活动主题讲坛精采的内容予以刊出,期待与更多的读者分享读书的盛宴。

  一、毛泽东作为“读书人”的形象

  提出毛泽东作为“读书人”的形象,不是要淡化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的历史定位,而是说,在古今中外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像毛泽东这样酷爱读书、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人,确实非常罕见。对毛泽东来说,读书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选择,不是简单靠兴趣支配的选择,甚至也不只是为了工作的需要,而是他的一种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是一种基本的生活常态,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

  我接触到的不少朋友,都很难理解,毛泽东治党、治国、治军的实践是那样精彩,在内政、外交、国防各方面的活动是那样的丰富,他的行动能力是那样的突出,但他读的书,却并不一定比一些终生治学的人少,甚至比一些学问家还要多。人们很难相信,这却是事实。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读书广博而偏深。

  毛泽东住在中南海颐年堂里面的一个院子,叫菊香书屋。他逝世后,保存在菊香书屋的书,有9万多册。不能说所有的藏书他都读过,但这些书是他进城后逐步积累起来的,用得上的,其中有不少书籍上留下他的批注和圈画。而毛泽东读而未藏的书籍,或读过藏过但后来丢失的书籍,就更不知几何了。总的说来,毛泽东的阅读范围,可以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书法、报纸杂志、丛书工具书,共11大类。

  以上是毛泽东读书之广博。所谓偏深,就是除了常用的马列经典和文史哲方面有代表性的著述外,毛泽东还有兴趣读一些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的书,并注意其中一些细琐的观点。例如,长征刚到陕北,他就同斯诺谈到了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H.G.Wells)的作品,后者写有《星际大战》、《月球上的第一批人》。他曾经细读过苏联威廉斯的《土壤学》,多次在一些会议上谈论书中的一些观点。读《徐霞客游记》,他注意到书中提出长江的发源,是“金沙江导江”,而不是传统说的“岷山导江”。读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他细细圈画其中关于“胭脂米”的一段考证文字。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辑和整理毛泽东的著作和谈话时,对一些引文做注释,需要查很多书,有的就很难查到出处。例如,编《毛泽东文艺论集》时,对毛泽东提到徐志摩说“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这句话,就没有查到原始出处。

  毛泽东经常讲拿破仑说过一支笔可以抵得上三千毛瑟兵,还写进了给丁玲的诗:“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问了许多专家,都没有弄清楚出处。还有一个例子,1972年发生九一三事件,林彪乘飞机外逃,有关人员问毛泽东怎么办,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这句话肯定是一个俗语,但这个俗语出自哪里,一直找不到。这些年才知道,出自清朝嘉庆年间一个叫张南庄的人写的一本讲鬼故事的滑稽章回小说,叫《何典》。毛泽东最晚是在1941年就读了《何典》,那时他曾托人为远在莫斯科的两个儿子从中国带去一些书,其中就有《何典》。毛泽东晚年在一次会议上讲过:“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是说吃药只能医那些不会死的病,注定要死的病,药是治不了的。他用这句话比喻像花岗岩一样的人,怎么做思想工作都是做不通的。这句话也是来自《何典》。

  第二,活到老、读到老。

  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如果再过10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讲这个话是希望领导干部们抓紧时间读书学习,毛泽东自己确实做到了这一点。1975年他82岁了,眼睛不好,还专门请一位大学老师给他读书。我们知道,他是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逝世的,根据当时的记录,9月8日那天,他全身都插满了管子,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过来就看书、看文件,共11次,2小时50分钟。这当中,他已说不出话来,敲了三下木制床头,工作人员开始不知道他要看什么,有人想到,当时日本正在大选,毛泽东或许是要看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材料,就用手托着三木的材料给他看。最后一次看文件是下午4时37分,此后再也没有醒过来,7个多小时后便逝世了。这样的情况很感人,可以说已经不是活到老,读到老,而是读到死。

  第三,真读真学,不是做样子。

  毛泽东读书,是发自内心的对知识、对真理的一种渴望。有这种渴望,才可能用心用脑去真读、真学、真思考。什么叫真读真学?具体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毛泽东曾对人说,他在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读了十几遍《共产党宣言》,为了学英文,他找来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对照起来,在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里还留有他的批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他经常阅读的。《资本论》很难读,但毛泽东读《资本论》留下的批画有四个时间,说明他起码在四个时间段里读过《资本论》,当然不一定是全读。在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对人说,《红楼梦》他已经至少读了5遍,此后他也读过,还让人从北京图书馆手抄过一部胡适收藏的《石头记》。

  一是相同的题材内容,毛泽东习惯把不同的甚至是观点相反的版本对照起来读。例如,他读美国历史,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还专门写条子说,不光要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关于《拿破仑传》、《楚辞》,他都找来不同人写的和不同人注释的版本来读,《楚辞》曾经要了十几种版本对照起来读。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

  一是除了写读书批注外,毛泽东注重讨论式地阅读。他不光是自己闷头读,读完以后常常和别人讨论,有时是边读边议。比如,延安时他专门组织了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读书小组,每天晚上读10多页,然后各自谈看法。1959年底还组织读书小组专门到杭州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了两个月,议出了许多好的思想。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历史阶段,就是毛泽东在这次阅读中提出来的,这是我们上世纪80年代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的认识源头。参加这个读书小组的同志后来根据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印了两卷本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二、毛泽东读书历程

  毛泽东早年有个外号叫毛奇。关于这个外号的来历,一说是因为他崇拜当时的德国元帅毛奇,一说是他常讲读书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奇男子。按后一种说法,毛泽东是把读奇书当作成为奇男子的第一个条件。

  早年毛泽东读书的目的,先是说为了“修学储能”,然后说要寻求“大本大源”,最后是要找“主义”。概括起来,对他影响比较大的书有四类。

  第一类是传统的文史典籍。他深厚的国学功底就是靠这时候打下的。在传统的文史典籍中,他偏好以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实学和晚清湖湘学派的著述,诸如顾炎武的《日知录》、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以及他的老师杨昌济的《论语类钞》等等。这类书在立志、修身、处世方面很有用。第二类是近代以来介绍西方的著作,比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社会学)肆言》以及卢梭、亚当·斯密等人的著作。阅读这些书使毛泽东能够跳出中国传统思维来看世界。第三类书是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国内学者传播新思潮方面的书,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著述。第四类是《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

  五四时期,一批知识分子首先传播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建党的人都是一色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五四运动的精神产儿也是知识分子,换句话说都是读书人。他们对各种理论思潮做了认真的比较,最后选择和确立了自己的信仰,信仰一经确立,就为它献身,一直干到底,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思考,从中也可看出那一代人真读真学,追求真理的精神风尚。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作为宣传家和实践家,感到精神非常“饥渴”,其读书主要是为了实践的需要。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主要在偏远农村开辟根据地,领兵打仗,环境变了,常常是无书可读,很苦闷。这与青年时代“读书”,建党前后办文化书社“卖书”,大革命时期“编书”,形成强烈反差。于是,他给当时上海的党中央写信说,无论如何给他搞一些书,还开了一批书单,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小事弃置。”可惜毛泽东开的书单没有保存下来,他当时想读哪些书不得而知。不过,在一封信中他曾经点名要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和瞿秋白的《俄国革命运动史》。1932年,他带领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时搞了一批书,其中有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读完第一本推荐给彭德怀看,写信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读着,就不会犯错误。读完第二本毛泽东又推荐给彭德怀看,写信说,“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在艰苦的环境中,为了做到思想上的清醒,毛泽东是多么渴望读到有用的书,读书之用非常明确。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读书的一个高峰期。他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和精力来读书并提倡读书。他以前没有时间写日记,唯独到了延安以后开始写日记,为什么写日记?日记的开头说:“20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他的日记事实上是读书日记,记录了哪天读了哪本书,读了多少页。从这个日记看,1938年2、3月间他读了李达的850多页的《社会学大纲》,还有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和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等等。梁漱溟访问延安时,毛泽东读了他的《乡村运动理论》,写了不少批注,还花好几晚上同他讨论。

  毛泽东当时为什么特别提倡在党内要形成读书学习的风气?一个重要原因是,总结历史、分析现实急迫需要理论,但党内理论素养准备不足,这是亟待克服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最好办法,就是读书学习。从思想方法角度讲,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阅读和理论创造,确立了毛泽东此后看待实践、分析问题的两个最根本的方法和一个根本主张。所谓“两个根本方法”,一个是事实求是,一个是对立统一。所谓“一个根本主张”,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要被全党接受成为领袖,光会打仗不行,要有理论创造。土地革命时期,王明、博古这些人在党内占据领导位置,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理论方面说得一套一套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掌握得比较多,但他们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国革命的实际迫切需要上升到理论上的创造,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上,通过真读真学,在哲学上写出《矛盾论》、《实践论》,军事上写出《论持久战》等,政治上写出《新民主主义论》,文化上还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理论创造,全党上下都服气。正是在延安的窑洞里,他完成了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从政治领袖到理论权威这两大跨越。陈云1941年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上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以后,我了解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任弼时1943年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上说,1931年他到中央苏区,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但“在思想上‘存在着狭隘经验论,没有马列主义理论’”,“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认识到他的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书更多更杂。这里只讲讲他晚年读文史古籍的情况。从1972年开始,他先后开列有86篇作品,让人印成大字本,供中央一些领导人读,他自己当然是细读圈画了。这些作品涉及史传、政论、诗词曲赋。按时间划分,从1972年到1973年7月读的主要是历史传记;1973年8月到1974年7月读的主要是历史上的法家著作,包括韩非子、柳宗元、王安石等人的著作;1974年5月到1975年6月,主要是一些诗词曲赋。这些,都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与毛泽东晚年的复杂心态有关。读诗词曲赋的时候,政治、社会,理想、现实,壮志、暮年,往往能在他的感情世界掀起巨大的波澜,从中寻求心志的勉励和抚慰。他晚年反复读庾信的《枯树赋》,还考证一些词句的意思,比较各种注解,读到“树尤如此,人何以堪”这样一些句子时,年逾80岁的一代伟人禁不住泪水纵横。

  三、编书、荐书和讲书:毛泽东习惯使用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编书、荐书、讲书,前提都是读书,而且是要精读之后才能去编去荐去讲,最终让别人让社会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毛泽东是政治领袖,又是读书人,两种身份的结合,自然引出这一特殊的政治领导风格和工作方法,把书作为动员和宣传工具,作为理论创造和思想普及的工具。毛泽东始终相信,人们以各种方式所接触到的知识、理论、观点,有助于他们在实践行为上的选择,对现实社会改造十分重要。他更清楚,要培养高素质的领导干部,与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读书学习,就是“授人以渔”。因此,需要解决什么现实问题或需要提倡什么精神气氛的时候,他总是开列出一些有现实针对性的书目让干部们去读,以便打通思想。甚至在一些会议上印发他选编的著作篇章,有时候还亲自在会议上逐一讲解。这是他比较鲜明的政治领导风格。

  关于编书。

  编书就是根据某种需要择书而读。早在读师范的时候,毛泽东就曾开列77种经史子集给同学,认为是国学研究的必读书目。大革命时期,他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后来又专门从事农民运动,这期间他做的一项重要事情,就是编了两套书。一套叫“国民运动丛书”,毛泽东亲自开列书目,还聘请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文学家沈雁冰(茅盾)作编纂干事。此后又编了一套“农民运动丛刊”,计划出版52种,实际出版了26种。延安时期,毛泽东编的书就更多了。其中重要的是《六大以来》这部党的文献集,成为当时参加整风学习的高级干部的必读书,效果非常好。这个做法,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文献编辑事业的先河。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文献研究室跟踪式地编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二大以来》一直到《十六大以来》,成为辑纳党的方针政策的文献系列。1955年农业合作化时期,毛泽东又读了大量文稿,选编了一本90多万字的书,叫《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了一篇有名的序言,并为其中的104篇文章写了按语。这本书在当时被称为“农业合作化的百科全书”。除了编选一些政治书,毛泽东还编过一些看起来是闲书的东西给领导干部们读。例如,1958年3月成都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编了一本《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一本《诗词若干首(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印发与会者。他讲:“我们中央工作会议,不要一开会就说汇报,就说粮食产量怎么样,要务点虚,要务虚和务实结合,我们可以解决钢铁的问题,煤的问题,同时我们也要拿一点时间来谈谈哲学,谈谈文学,为什么不行呢?”意思是让会议的气氛活泼一些,思路开阔一些,思想解放一些,特别是在四川开会,让外地的干部多了解一下四川的情况,以扩展他们的知识领域。1961年,根据国际形势的需要,他指导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从古代笔记小说中编选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细读之后还帮助修改了序言。

  关于荐书。

  毛泽东荐书,是一种常态化的事情。一是在会议上公开向领导干部们推荐,目的是要倡导或纠正什么风气。一是私下里向一些个人荐书,用意更具体,往往是针对一些人的情况,希望他们能从所荐之书中有所领悟。这里只讲讲毛泽东晚年私下荐书的情况。李德生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时,毛泽东向他推荐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说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可以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他还让许世友这位文化水平不高的将军读《红楼梦》,说许世友有些像汉初大将周勃,“厚重少文”。此前许世友觉得《红楼梦》没有什么好读的,那是“吊膀子”的书,毛泽东就对他说:“你要读《红楼梦》,读五遍你才有发言权”。回南京后,许世友让秘书抄成大字本给他读,据说直到去世也没有读完。1973年,王洪文到中央工作后,毛泽东对他的表现不满意,就让他读《后汉书》里的一篇《刘盆子传》。因为是古文,他读不懂,就让上海的朱永嘉给他讲。西汉末年,赤眉农民起义军要选一个人当皇帝,就从参加这支起义军的几十个刘氏后裔中,找出三个血统最近的来抽签,结果被一个叫刘盆子的放牛娃抽到了。刘盆子当皇帝后依然故我,不务正业,经常和一帮放牛娃嬉耍,终于没有出息失败下台。毛泽东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无非是提醒他,凭资力、能力,王不够格,你要有自知之明,千万不要学刘盆子,要注意学习,长进。传达出毛泽东对王洪文的隐忧。

  关于讲书。

  如果说荐书是希望人们自己领会,给人讲书,则是直接向人宣达他的思想观点。1942年整风学习期间,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逐条讲解斯大林的《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斯大林的这篇谈话提出了一个党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必须具备12个基本条件。毛泽东的讲解,是一次相当深入的党性党风教育。1958年11月,他在郑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解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意在让干部弄清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这些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被丢弃的观点。1959年4月,他在上海会议上讲解《明史·海瑞传》和《三国志》里的《郭嘉传》,目的是提倡领导干部讲真话、讲实话;做事情、订计划要“多谋善断,留有余地”。这些,也是为了改变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暴露的一些干部的不良作风。1962年1月,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讲《史记》中记载的刘邦善于纳谏而取得胜利,项羽一意孤行而最终失败“别姬”,是要在党内倡导民主作风。1967年在中央会议上讲解《战国策》中的《触说赵太后》一文,则是提醒领导干部在如何教育和锻炼下一代的问题上,要注意不能让子女“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

  读书是获取未知的知识,提升思想的境界。毛泽东把读书作为精神存在和思想提升必要方式,表明未知的东西对他有一种极强的诱惑,要以有涯之生尽量包容、填充那未知的空间。读书对毛泽东来说,也是一种独特的心灵对话,思想交流。在对话交流中除了实现思想境界的提升外,还会实现一种只有读书人才乐于寻求和可能获得的心理期待、智慧愉悦和审美满足。其中感受,或许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读书、编书、荐书和讲书,形成了毛泽东鲜明而独特的文化个性,从而散发出的一种令人折服的文化气息和智慧力量。通过毛泽东的读书生涯,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了解他的智慧源流,了解他对前人和同时代人创造的思想,提供的知识,积累的经验,是如何吸收、扬弃和发展的。毛泽东留存世间的功业,多多少少也可以从他倘佯的书籍世界里找到一些伏线。也就是说,从毛泽东通过读书积累和营造的“胸中日月”,到他通过实践行动积累和创造的“人间天地”,是有迹可寻的。

  当然,时代已经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毛泽东那时喜欢读的书和他强调必须读的书,以及他所发表的有关评论,我们很难一一地去遵循。讲读书之重要,体会毛泽东读书、编书、荐书、讲书的故事,也不能走向读书治国的误区或回复传统的“半部论语治天下”什么的。

  但无论怎样讲,毛泽东结合实际的读书精神是永恒的。从毛泽东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对领导干部来说,读书学习是一种历史责任。

  (本文根据陈晋在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主题讲坛上的讲座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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