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70年代朝鲜电影“血海”的主要梗概是3位农民袭击日军卡车，打死日兵夺取武器而引发的一系列故事。我的父亲就是这3位勇士中的一位。

　　上个世纪30年代初，根据共产国际关于“一国一党”的指示精神，在中国抗日的朝鲜共产党员都以个人的身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接受其统一领导。

　　当时我母亲是朝鲜反帝同盟会会员，任农村的抗日妇女会主任，又是中共候补党员，在中朝两国境内开展抗日斗争（含武装斗争），他们属于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亲自创建和指挥的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外围组织^[1]。

　　在与父母共同生活的的17年中，我度过了自己永生难忘的童年与少年。那时，我常听他们讲抗日斗争的故事，讲日本强盗的罪行，讲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英明，但从未提起过要什么待遇，他们对自己过着的普通农民的生活很满意。我的父母晚年回到朝鲜定居，仍过普通百姓生活。

　　朝鲜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我父母的抗日斗争革命历史，并进行过长期调查核实。我父亲的事迹已无法考证，但母亲的事迹在她去世23年后却得到了详实的考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于2002年5月21日为我母亲颁发了第5750号“爱国烈士证”。 我的舅舅、姐夫等近亲也都拥有“爱国烈士证”的“抗日斗士”等光荣称号。

　　中国的抗战始于东北，东北的抗战始于东满（即现在的吉林省延边地区）。1937年7月6日以前的吉林省延边地区抗日烈士共2832人，其中朝鲜族2793人（占98.6%），汉族37人（1.3%），其它民族2人（0.1%）^[2]，可见朝鲜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光荣历史。

　　在中国经济情况较困难的情况下，生物物理研究所各级领导非常关心和照顾我们。1975年，我母亲曾来到中国看望我们，在我家住了半年。在党委书记李焕同志的带领下，当时的顾远程、韩兆桂、王明哲等领导同志先后来到家里看望了我的母亲，李汉唐同志还腾出自己的办公室，以便于调剂房子给我们住。

　　1976年我申请去朝鲜探亲，在“文化大革命”极左影响尚存在的情况下，研究所领导同意了我去朝鲜探亲，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我的深深信任。我没有辜负组织的信任，假期没到便提前回国，同组的逯建英同志代表课题组到北京站迎接我。

　　今天，值此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回忆那段难忘的岁月，是为了对那些好领导及其家人，以及那个年代所有友善的人们表示感谢。同时，我也想借此机会提醒大家：我们要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2005年8月15日

　　[1] 该军在朝鲜国内和中国东北的朝鲜人部落称朝鲜人民革命军，而在中国人部落称抗日联军。 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第4卷， 249页， 朝鲜劳动党出版社，1993年 平壤（朝鲜文）

　　[2] 延边抗日烈士情况表 1，摘自“延边人民抗日斗争史”，崔圣春等编着，北京， 民族出版社（朝鲜文），1999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