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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研组织工作无私奉献
过兴先

贝时璋同志曾说过:“从我个人角度看,我还是喜欢做研究工作,而不大喜欢做学术组织工作。”然而,他一次又一次地为科研组织工作而操劳,这充分体现了贝时璋同志顾全大局,急科学院工作之所急,勉力从公,无私奉献的精神,令人钦佩。
早在1950年,贝时璋同志就参与了中国科学院的科研组织活动。他不仅为北京、上海两地的生物学研究机构的调整和建所问题建言献策,而且受竺可桢副院长的邀请,于同年8月调离浙江大学,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该年,科学院成立专门委员会(学术顾问性质),委员有贝时璋等208人。1954年,科学院成立学术秘书处,筹建学部,并暂分管各研究所的学术领导。钱三强任秘书长,贝时璋、柳大纲等八位科学家任学术秘书,从此贝时璋同志调来院部工作。学术秘书处的日常事务十分繁重复杂,这里仅谈三件事。
第一件当然是筹建学部,前后历时一年多。先反复酝酿,拟出筹建学部的文件,向院内外科学家征求意见,又经多次座谈,建立各学部筹建小组,竺可桢为生物地学部筹建小组组长,贝时璋等为组员,后以郭沫若院长名义函请院内外445位科学家推荐学部委员候选人。经认真评选,确定了第一批学部委员名单,1955年5月获得国务院批准。
第二件事是1954年冬,学术秘书处组织三个工作组,检查各所计划执行情况和1955年科学研究计划。贝时璋同志负责北京工作组。检查工作持续三个月,对各研究所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调研。在工作组检查基础上,生物地学部筹建小组又逐所审议了1955年工作计划,对各所提出书面意见,经院务会议审批后下达各所。这是中国科学院第一次系统地检查各所的计划执行情况,对明确方向任务、改进研究计划和推动研究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三件事是1954年12月至1955年1月间,院顾问柯夫达和秦力生、贝时璋等组成华东华南科学考察组,调查了22家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调查报告对抗生素的研究与生产、中药研究与中医机构脱节、橡胶植物问题的综合调查、恢复微量元素研究等提出了明确的建设性意见;直接促成了中国科学院(国际)抗生素学术会议的召开,这是中科院组织的第一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会后建立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抗生素事业的发展。
1955年起,贝时璋同志参加了多次科学规划的制定工作。1979年春,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停顿多年的学部活动正式恢复,生物学部童第周主任不幸去世,贝时璋同志代理学部主任。在他主持下开展了学部的恢复和增补学部委员等活动。从50年代早期起,贝时璋同志就曾兼任《中国科学》副主编、中国科学院奖金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的国家自然科学奖金评审委员会委员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也花费了他不少精力。如上所述,1950年至1981年间,贝时璋同志参与或主持了多个方面的重要科研组织活动,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为发展我国生物科学作出重要贡献。
贝时璋同志学识渊博,在教育和科学问题上多远见卓识。他作风严谨,实事求是。他对工作极端负责,兢兢业业,精益求精。他淳朴谦虚,一丝不苟。在以上科研组织活动中他的才智和作风得以很好发挥,也是他作出贡献的可贵保证,赢得了人们的赞誉和尊敬。
贝老近百岁高龄,目前仍坚持工作。每当我见到他时,往往为他潜心科研的创新和坚毅精神所感动,又为他的健康而快慰。贝老,祝愿您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