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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五十年

黄 芬

   1958年春天,我调到正在筹建的生物物理所。那时正是政治运动的年代。从春天开始,在总路线、大跃进的号召下,粮食高产、丰产的计划响遍全国,加上有的著名科学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植物对太阳能的利用若达到30%,稻麦产量就可以达到亩产四万斤”。科学院领导在这种假说的鼓舞下,首先在中关村化学所礼堂召开“打擂台”争丰产大会,生物学部各所专家领导都去参加打擂,当农民代表喊出“只许科学家赶农民,不许科学家超农民”的口号后,以亩产十万斤小麦的指标大获全胜,科学家们败下阵来。另外,所里还停止工作去植物所种丰产田,晚上挖土,白天休息,深耕两米,播种小麦种子200 斤,一层土、一层肥、一层小麦,最后都烂在地里。同年秋天全国大炼钢铁,所里用钢锭为原料,后炼成废铁渣。

   

   由于全国各种“大办”,造成生产力的很大破坏,给农业生产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接下来是1959 年以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国务院让科学院搞代食品,所里承担了制备叶蛋白的任务(从树叶中提取蛋白质,代替部份粮食)。我们曾组织一个小分队去广西桂林植物所摘树叶,在当地制备叶蛋白,运回北京做代食品。

 

1986年在生物物理所会议室接受贝老颁发所学术委员聘书

   1959 年庐山会议,由于彭德怀给党中央一封信,指出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全国上下又掀起“反右倾”的浪潮,据统计有300 万党员、干部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里也错误地批判了自己的同志。

   1961 年,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中国科学院制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十四条),这个条例使科研秩序得到一定的恢复。1962 年,党中央召开7 000 人大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恢复了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由于左倾思潮在全党占统治地位,我们室开展了无休止的理论和实际的争论,最后中止了所有的基础理论课题,全室集中进行“小剂量慢性放射病早期诊断生化指标的研究”。这项任务从1965年开始共进行了七年,文革中也未中断。

   1975 年邓小平复出,胡耀邦主持科学院工作。他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科技人员的意见,首先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困难,如夫妻两地分居长期不能解决(简称妻子),孩子(入托难、入校难),房子(住房紧张), 票子(工资太低),篮子(菜篮子,买菜困难),后被称为“五子登科”,得到全院职工的称赞。可惜好景不长,“四人帮”又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阴风,邓小平、胡耀邦再次下台。

   1976 年10 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同年12 月,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了“两个凡是”,采取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二十年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到此结束。

   即使在这样的时期,我们仍做了一些研究工作,取得了一批成果。如:小剂量慢性放射病早期诊断生化指标的研究,可为放射性矿区工作人员提供辐射损伤诊断指标;猪血纤维制备水介蛋白针剂;利用废羽毛制备水介蛋白针剂;冷冻保存红细胞的研究。上述工作成果均曾获科学院的奖励。

   1978 年3 月,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此后,所里研究方向逐渐明确,强调了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三室开展“生物膜结构与功能的研究、酶学的研究、基因工程以及丰年虫的研究”,以后均分别成立了研究室。1986 年科学院终于批准我所在北郊建实验大楼的计划,我所从“八大处”、“十三陵”的分散局面,开始有了自己的所址。

   1980年以来,我们研究小组开展了两方面的工作:1. 支原体膜结构与功能的研究;2. 中药有效成份山茛菪碱对生物膜的作用。上述课题均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资助,并列为科学院重点研究项目,我所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后,我们研究小组也曾列为该室内部课题。有了稳定的研究工作环境和国家经费的支持,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曾获国家和科学院的奖励,与此同时还培养了十几名硕士研究生。正当我还想给国家多做点贡献时,却到了离、退休年龄。1994 年我办了离休手续,离开了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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